2012年3月26日，某食品药品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辖区内A诊所使用的中药饮片进行监督检查时，该诊所负责人称，其使用的中药饮片是前几天从外省B公司业务员李某处购进，并拿出李某在送货时开具的B公司销售出库清单、税票、中药饮片标签、李某的委托授权书及资质证明等相关材料。执法人员当场对上述材料产生怀疑，并对上述材料及中药饮片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处理。
随后，该局执法人员将李某提供给A诊所的相关材料向B公司所在地的药品监管部门发函协查，5月9日收到回函证实：1.李某为B公司业务员，授权其销售该公司的中药饮片;2.李某提供给A诊所的资质证明、税票为B公司开具;3.李某已于2012年2月11日与B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其不再是该公司业务员，其所持该公司资质证明、授权委托书同时废止;4.销售出库清单及中药饮片标签不是B公司提供的，且销售出库清单所载药品不是B公司提供的。
[分歧]
针对上述案件事实，该局执法人员在案件合议中产生了以下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A诊所没有查验B公司相关资质证明就从李某处购药，应对其以非法渠道购药进行处理;李某为B公司业务员，私自以B公司名义打印销售出库清单并销售非B公司的药品，应对其以无证经营药品处理;B公司明知李某私自打印票据售药行为却为其开具发票、提供证照，涉嫌出租出借《药品经营许可证》，应移交B公司所在地的药品监管部门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A诊所在购药时及时查验了李某所提供的资质证明、税票及销售出库清单，符合法律规定，可不立案处理;李某是B公司授权的业务员，其行为代表公司行为，B公司为其开具发票，涉嫌走票，故应移交B公司所在地药品监管部门处理。
第三种意见认为，A诊所虽索要并留存了B公司的相关资质证明及票据，但未认真查验，应给予书面警告处理;销售员李某为B公司的全权代理人，身份合法，其产生的一切后果均应由B公司承担，对李某如何处理属公司内部事务，应移交B公司处理。 案例提供：辽宁省瓦房店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蔡群辉
[评析]
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但并不复杂，执法人员应从具体案件事实入手，理清众多法律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分析谁该担责受罚。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有四种：一是A诊所与李某之间的药品买卖关系(直接购进);二是B公司与李某之间的表见代理关系;三是A诊所与B公司之间的药品买卖关系(间接购进);四是药品监管部门与上述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前三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后一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明确这几种法律关系之后，再来看相关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首先，来看A诊所是否担责。2012年3月份，A诊所从李某处购进中药饮片。在药品购进过程中，A诊所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向业务员李某索取了B公司的销售出库清单、税票、中药饮片标签以及李某的委托授权书、资质证明等相关材料，经审核无误后决定购进李某所代理的B公司药品。A诊所虽然最终购进了非B公司药品，但其在购进环节已经履行了药品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核义务，从这一层面来看其行为并不违法。
其次，来看B公司是否担责。根据执法人员5月9日收到回函证实，李某已于2012年2月11日与B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其不再是该公司业务员，其所持该公司资质证明、授权委托书同时废止。也就是说，2月11日之后，李某与B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已经终止。但是由于李某依旧持有B公司的销售出库清单、税票、中药饮片标签以及李某的委托授权书、资质证明等资质销售药品，使得A诊所有充分理由相信该业务员具有代理权，是代表其所在的B公司从事销售活动。李某的这一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法》和《民法通则》有关表见代理的规定，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由此而造成的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因此，本案中如果A诊所购进的药品存在质量问题，应由B公司对其业务员李某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三，来看李某是否承担责任。本案中一系列法律关系皆因李某的无权代理行为所引起。在与B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丧失代理权的情况下，李某借用B公司相关资质和材料使得A诊所相信其有代理权，进而销售非B公司的药品，李某的销售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在表见代理中，被代理人因表见代理成立而承担民事责任，因此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失的，被代理人有权根据是否与代理人有委托关系、代理人是否超越代理权、代理权是否已经终止等不同的情况，以及无权代理人的过错情况，依法请求无权代理人给予相应的赔偿。无权代理人应当赔偿给被代理人造成的损失。据此，B公司承担相关民事责任后，有权要求李某给予相应的赔偿。
以上分析所得出的责任承担皆是本案当事人应负的民事责任。 下面，就有关各方的行政法律责任做一分析。
本案中，李某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擅自组织药品销售给A诊所，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其应承担无证经营的行政法律责任，由药品监管部门根据《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给予处罚。当然，药品监管部门应对李某所售中药饮片进行检验，依据检验结果(质量是否合格)来决定处罚幅度的轻重，甚至移交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李某在与B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从其他单位组织药品以B公司名义销售给A诊所，这里就不能适用民事法律中的表见代理制度，让B公司承担李某的行政法律责任。因为行政处罚毕竟属于公法领域，在立法宗旨、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等方面都与民事法律迥异，其目的是通过相应的制裁纠正违法行为，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从而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可见，行政相对人(李某)的违法责任具有不可替代性。
再来看A诊所是否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通过前述分析可知，B公司具备药品经营资格，A诊所在购进药品时审核了李某提供的相关资料，其尽到了法律所规定的相应义务。所以，对A诊所从李某手中购进中药饮片的行为，不能按照《药品管理法》第三十条规定以非法渠道购药进行处理。当然，如果经检验，其所购进的中药饮片存在质量问题，应由药品监管部门依法予以没收。
至于B公司，皆因李某的无权代理行为牵涉到本案中来的，其并没有行政违法行为，不用承担任何行政责任。第一种意见中认为B公司明知李某私自打印票据售药却为其开具发票、提供证照，涉嫌出租出借《药品经营许可证》，这一判断没有其他证据支持和佐证，难以成立。案例评析：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