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广州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再次引发广泛关注。虽然各国国情、发展阶段不同，但很多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弃婴安全岛”的确经历过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摸索阶段，开开关关的争议纷扰不断。各国放弃“弃婴岛”的做法，最初少不了财力因素。迄今为止，在不少国家，“弃婴岛”依然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和道德的两难困局。(熙怡)
摸索阶段
为何“弃婴岛”开开关关?
在欧美，“弃婴岛”也经历过叫停的摸索阶段。弃婴设施最早于1188年出现在法国，一家医院在沿街窗户内放置简易木床，母亲把孩子放进木床，完成抚养权交接。因木床可以绕着一根木轴转动，得名“弃婴轮盘”。
自此，“弃婴岛”被废除原因大致有三方面。
原因1：卷入堕胎争议
在意大利，教会医院罗马撒西亚圣灵1198年设立首个“弃婴轮盘”。截至19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弃婴轮盘”数量一度达1200个。19世纪初起，“弃婴轮盘”卷入堕胎争议;到1923年，因宗教原因意大利正式废除这类设施。
原因2：财政不胜负荷
在葡萄牙、德国等国家，大量的“弃婴岛”也令福利机构财政上不胜负荷，出现过被迫停止的情况。
最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将照顾弃婴的责任强加于地方。越来越多父母把对孩子丢给福利机构，导致福利机构陷入经济困境。
1709年，在德国汉堡，一个商人在孤儿院设“弃婴轮盘”。但由于弃婴太多，孤儿院在财务上难以承受;5年后，这个由商人设置的“弃婴轮盘”被迫停止使用。
原因3：福利制度完善
伴随福利制度的日益完善，“弃婴岛”日渐减少。比如，生育婴儿有不菲的政府补贴;真正因贫穷养不起孩子变得很少。
18世纪末19世纪初，民间保险业在欧洲发展起来，也推动“弃婴轮盘”退出历史舞台。此外，现代医院制度相继建立，加上医疗保险普及，刚出生的婴儿也能享受保险，一般不会出现婴儿因残疾或重病无钱医治而遭遗弃的情况。
近十几年，“弃婴岛”在欧美卷土重来，一般也归咎于经济危机与性观念开放。从1996年开始，以匈牙利为首，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多国陆续设置弃婴保护舱。此后，在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日本、韩国、南非等欧洲以外的国家，类似弃婴装置都被仿效采纳。
争议阶段
法律道德陷两难
即便在主张设“弃婴岛”的很多国家，法律与道德方面的争议从未间断，归纳主要有五个方面。
争议1：侵犯孩子身世知情权?
根据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七条，“婴儿出生后应该立即登记身份，有权获得名字和国籍，有权知道谁是亲生父母，并获得他们的照料”。在很多国家，婴儿身世知情权获法律保障,认为“弃婴岛”允许父母偷弃孩子，等于侵犯孩子的身世知情权。2012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表示，“弃婴岛”侵犯孩子的身世知情权和被父母抚养的权利。
争议2：变相纵容父母不负责?
反对者认为，设“弃婴岛”相当于变相地纵容父母更随意地抛弃孩子。有人担心，“弃婴岛”无形中“制造”更多抛弃孩子的“需求”。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弃婴岛”，父母环境再困难，也会更努力地想办法抚养孩子。
争议3：自私父母滥用“弃婴岛”?
2012年日本发布一份关于“弃婴岛”的调查报告，报告发现，“弃婴岛”被一些自私自利的父母滥用。例如，有父母没法在上班时间找到托管孩子的地方，还有父母想出国留学。日本甚至发现一宗极端案例：一对父母为侵吞孩子继承的家产，偷偷把孩子丢弃在“弃婴岛”。
争议4：未必能挽救更多生命?
设置“弃婴岛”核心宗旨是挽救生命。但德国青年研究所和犯罪学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设“弃婴岛”后，德国出生后不久被父母弃置或杀死的婴儿数目没有减少。报告指出，很多选择杀死婴儿的父母，往往是因为意外怀孕所致，他们甚至不知怀孕，或者说生产时刻来得很突然，生产后惊慌失措之下把婴儿杀死。
争议5：“弃婴岛”法据还不足?
在很多国家，“弃婴岛”处于法律灰色地带，尚未能获得明确的法律支持和保护。例如，在澳大利亚，法律不支持女性“匿名生产权”，而身世知情权则被认定为孩子的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
记者点睛
制度保障才是
最有效的呵护
很显然，不是“弃婴岛”制造了问题，而是“弃婴岛”让尖锐的弃婴问题完全暴露，当然也不能抹杀“弃婴岛”的初衷和功能。更何况，任何新政策从产生、发展到完善，必然经历不断摸索、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其间难免引起质疑，也更考验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执政智慧。
笔者认为，“弃婴岛”本质上属于一种补救措施，本身就比较无奈和被动。更积极有效的做法，应该是防患未然，从制度上给予父母和孩子更多的权益保障，才能从源头减少弃婴悲剧发生。
也就是说，与其等到婴儿被抛弃，我们才开始为他的未来长路担责，不如想办法避免让父母陷入“能生不能养”的困境。例如，提供到位的性教育和避孕措施，给予父母和孩子更全面完善的法律保护、医疗服务、社会援助和福利保障等。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财力的支撑，都需要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实现这个目标之前，对“弃婴岛”政策不断打磨与完善，其间必然经历争议。
只是，这个过程中必须牢记宗旨：设法照顾弃婴，不如设法减少弃婴;制度上的保障，才是最慈悲、最有效和最终极的呵护。很显然，实现制度保障的目标，要比建“弃婴岛”难多了。(王希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