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工作会上透露了这样一条消息，北京市将探索建立医生自主创业制度，允许在职医生开办私人诊所。不过，这种看上去很美的惠民举措，似乎并没有得到在职医务工作者的积极回应。
(3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不少媒体将之解读为“鼓励医生开门诊”，但这是一厢情愿。在此，大有必要区分允许和鼓励的区别，最大的不同在于办医门槛。
“允许”意味着高成本高门槛。主观上，卫计委表达很清楚，确实只是“允许”，“探索”一词传递的信息也是保守的。在客观上，当下，办医成本和门槛之高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官方说得很明白，只允许副高以上职称的在职医生开私人诊所，并且还得在该技术职务上连续任职工作2年以上。符合这种条件的医生在数量上本来就少得可怜，把绝大部分医生排除出在这种资质之外，是看得见面包却吃不到面包的游戏。从常识上看，开设接诊常见疾病的私人诊所却硬性要求副主任医师，而不是全科医师，本身就是违反常识的选择。
其次，副主任级别的医生在医院都是一线临床骨干，而且多数集中在大医院，他们哪来多余的时间精力去开私人门诊?在今天的中国，申办一个门诊是一件程序繁琐、非常麻烦的事情，“麻烦”的意思就是高成本。协和急诊女超人于莺去年辞职就说正在筹备开门诊，但至今半年时间过去了，还在筹备中。
医生创业也要考虑收益和风险问题。按照惯例，门诊通常走的是全科医疗路线。私人诊所由于条件限制，没有辅助检查和手术团队的后备资源，一般只适合接诊慢性疾病和常见疾病。疑难和危重疾病的患者，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医院而不是诊所。但在国内，全科医疗和廉价医疗几乎可以划上等号。副主任医生们也是市场经济人，如果在医院多点执业做手术收益更大风险更小，专家们有什么动力去开私人诊所?
还有最重要的一种鼓励，就是让公立大医院逐渐取消门诊服务，放弃常见病的业务，将全部精力集中到疑难危重病上来。海南省医学院院长吕传柱前不久建议，三甲医院应该全面取消门诊，各级医院的专家逐级下沉至下一级基层医院。大医院主动从普通常见病的市场退出，这才是盘活私人诊所这类基层医疗机构的关键所在。“大医院病”的养成，某种程度而言，是资源过度的竞争所致，大医院在和基层医院抢病人和医生，基层医院岂能不萎缩，出现两级分化的马太效应?
医生办诊所，是帮忙解决医疗弊病而不是增加问题，有足够的竞争，才是铲除以药养医和过度医疗，提供更优质医疗服务的最大推动力。如果医生们集体对办诊所不感冒，只会让医疗弊病蔓延和因此变得肥胖。最重要的医疗资源全部集中在公立大医院，造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垄断是一切低质量服务的源头。
政府是不是在鼓励办诊所，医生们清楚得很。在市场环境下，“允许”不去，“鼓励”才去，用脚走路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与其说医生为何对办私人诊所不“感冒”，不如追问有关部门为何不鼓励医生开私人诊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