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工体西路和南路总是花影横斜、暗香浮动，隔着几条街都能嗅到酒精与荷尔蒙的气息。
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在“宋会”里耳鬓厮磨，而它对面的“终点”，花枝招展的男人则在那里调情，转个弯不远的“红叶”，则是北京最负盛名的拉拉吧之一。在日益宽容的今天，同性恋已经不再属于法律和道德强加约束的范畴—在雯所在的圈子里，甚至还是一张颇漂亮的标签。
30岁的雯是一家知名外企的公关经理。她的周末经常是这样过的：零点之前，在“宋会”喝酒跳舞玩骰子，经常陪着她的是男同事阿伦，他和她的关系如同他俩的性取向一样说不清。
跳到high的时候，她也会容忍阿伦的激情和亲热;零点之后，阿伦要去“终点”，她则要转场去“红叶”，她到的时候，演出一般刚刚开始，她觉得自己爱上了那个新来的跳钢管舞的女孩，她的眼睛似乎能盯出火来。2时左右，雯回到三里屯的家中，然后给美国的未婚夫打电话，她想他，他们的婚礼定在今年五一，雯打算给他生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每个星期五的晚上，都是潮湿而混乱的——只要她在北京。雯的秘密都写在她的BLOG里。上高中的时候，她和同宿舍的一个女生形影不离，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她的初吻、初夜都是和她。而当雯交了男朋友的时候，那个女生还痴痴地为她割腕。事隔多年，初恋男友的面目已经模糊了，她却还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个女生结实如玉的身子，以及曾经带给她的性高潮，那与处女膜同时存在的性高潮已经存入她的灵魂了。这是雯的故事。
雯们的烦恼
高中的雯属于典型的青春期症候群：性发育，爱情萌芽，不好意思交男朋友，所以投射到女生身上，那个女生，不过是男人的替身而已。这样的结论听起来无懈可击。可是，慢着—雯说：“为什么我在已经有男朋友的情况下，还会去幻想那个跳舞的陌生女人呢?而且，我常常幻想的是，自己化身成一个男人去和她做爱……”
如同阿娜伊丝宁1931年在日记《火》中写到的一样：“不论什么爱情，我都无法抵抗，我的血液开始起舞，我的双腿张开。”这位最有名的双性恋女人，先是迷情于作家亨利·米勒，后又深爱作家的妻子琼。根据她的故事改编的电影《亨利与琼》，是雯心中的“精品”。在阿娜伊丝宁之后10年，美国人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对性行为问题做了两次大规模的调查。他断言：所有实践的出现和安排都是有连续性的，从异性恋到同性恋，中间会有一个过渡阶段——双性恋。
然而直到今天，承认自己是双性恋依然是件困难的事情。这正是雯们的烦恼。她无法告诉所有人：我爱我的未婚夫，我打算给他生一儿一女，同时我也爱女人。她一定会遭到所有人的鄙视，在“宋会”里的异性恋者看来，她是一个不肯接受自己是同性恋的人。而“终点”和“红叶”里的常客，则会认为她是一个叛徒，屈从传统道德的懦夫。
向左走，向右走
在异性恋占主流的同时，同性恋也得到了承认。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已经完成了性革命的时代。但是第三条道路依然行不通，社会拒绝承认双性恋者要求的不选择性取向的权利，也就是不加区别地先后或是同时爱上男人和女人的权利。人类社会学家，卡特琳·德尚(Catherine Deschamps)指出：“我们的社会还不能放弃二元逻辑，不是异性恋就是同性恋，中间不存在其他的。”
简单的二元逻辑，总比粗暴的一统论文明进了一大步。但也促使那些本来属于中间灰色地带的人，也自觉地站在两边—要么向右，要么向左。雯在“宋会”以异性恋自居，在“红叶”则以同性恋自居，却从来没有一个酒吧，能够让她随心所欲地贴上第三种标签或者不用贴标签进入。对雯们来说，那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不用考虑什么是不健康的或是不正常的。按照我的天性去爱，我需要这种自由。”
雯的朋友阿伦，同样是个身份模糊者。2005年之前他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同性恋，直到在那一年遇见了一个中性气质的女歌手春。他说：“在那之前，我只会对男人有性幻想，而且对与女人做爱充满恐惧。这个女人激发了我身上一种很强烈的恋爱的感觉。随之而来的对性的渴望，以及我们第一次做爱时我的动作是那样的自然，都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春让我得到了释放，但是我认为她只不过是唤醒了我身上潜在的双重性。”
春之后，他不再排斥女人，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在同志酒吧流连。他比雯要轻松许多，因为他还没有考虑找一个人结婚生子。
实际上婚姻并不是双性恋的终结。Alice就是如此。她已婚并且是一个4岁女孩的母亲，在35岁的时候，Alice第一次跟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那时，他们夫妻关系基本失去激情，俩人就是互相全裸，也是心如止水。她在22岁的女同性恋安的身上找到了安慰。她说：“是安引导我，在她面前，我好像重新经历了一次，我之前18年的性经验都不再管用了。同时，和女人发生关系，不会带给我对老公的负罪感。”Alice定期和安幽会，这段交往甚至让她重新找回对男人性爱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