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疾病负担项目大气污染工作组的唯一中国专家、国家环境与健康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生导师阚海东教授称中国PM2.5标准并不低，一下子向西方看齐不太现实。
纷纷扰扰的PM2.5风波，似乎终于有了切实的进展。
2月2日，北京市首次公布PM2.5日均浓度，当日为23微克/立方米。与此同时，上海、广东、江苏等地也宣布将PM2.5监测工作纳入日程。然而，公众对于PM2.5的疑问并未就此消失：暂定的年均值3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的国家标准，是不是太低了?2016年将PM2.5监测推广到全国，会不会太迟了?
就此相关问题，《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疾病负担项目大气污染工作组的唯一中国专家、国家环境与健康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多年从事大气污染与居民健康研究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生导师阚海东教授。
“美国驻华使馆的数据有待科学解读”
PM2.5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开始了相关研究。据阚海东介绍，2006年到2009年，他曾率领团队在国内三个城市对大气中粗、细颗粒物的健康危害进行统计分析。他们把可吸入颗粒物(PM10)分成两个类别，第一类是细颗粒物(粒径不超过2.5微米的，即PM2.5);第二类是粗颗粒物(粒径介于2.5微米到10微米之间的颗粒，就是PM10-2.5)。统计结果显示，只有PM2.5有显著性的健康危害。“这些研究结果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
但最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则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自测数据。2011年12月4日19：00，美国大使馆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PM2.5浓度为522，超过了最高污染指数500，健康提示为“Beyond Index(指数以外)”，超出了污染最严重的等级。这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美国大使馆发布PM2.5数据，这件事本身对推动北京市空气环境质量改善，引起全社会对PM2.5的关注是好事。”阚海东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道，“但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个数据有待科学解读。首先，从监测方法来说，美国大使馆和我国环境监测常规方法有所不同，不同方法存在一定的系统误差。其次，监测点位的代表性;第三，空气质量指数(AQI)计算的合理性。北京总面积超过1.6万平方公里，有主城区、近郊区、远郊区以及远郊县。地理位置不同，空气质量显然不同。美国大使馆也称，‘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是无法通过单一空气监测站的数据得到的’。我们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与北京市环保局布置的40多个监测点相比，该监测点位的代表性有限。”
“美国大使馆每小时发布一次PM2.5浓度值和对应的空气质量指数，这是不合适的。美国环保署在其主办的网站(www.airnow.gov)规定，空气质量指数是根据日平均浓度计算得来的，也就是24小时的平均值得来的，而不是每小时计。譬如，上午10点钟，只能说这个时刻，这个点位的PM2.5浓度是多少，不能说，这个时刻的AQI指数是多少。空气质量指数针对的是时间段，而不是时间点。”
中国PM2.5标准并不低
在北京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经常会看到道路上空悬挂的指示牌显示：今天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优”。但如果将PM2.5纳入城市环境大气监测指标，也许这个“优”就变成了“良”。遗憾的是，中国大部分城市，都会遭遇这一尴尬。
根据环保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第二次征求意见稿，PM2.5被纳入国家监测范围，标准为“年均值35微克/立方米、日均值75微克/立方米”。有人质疑：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组织”)的标准是10微克/立方米和25微克/立方米，为什么我国的标准设置得这么低?
据阚海东介绍，2005年，基于PM2.5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世卫组织首次向世界各国推出了指导值，即PM2.5年均值不能超过10微克/立方米，日均值不能超过25微克/立方米。同时，世卫组织还推出了三个阶段性的目标值(见下图)。中国采用的即为第一阶段目标值。他特别强调的是，世卫组织的指导值和阶段目标是供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选用，不是标准，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
阚海东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标准并非越高越好。按照目前中国空气质量的现状，要想达到第一阶段标准尚有难度，何况世卫更高要求的指导值?标准应该起到引领的作用。如果标准高不可攀，就失去了意义。标准应该是跳起来够得着，这才会有力地助推各地开展空气质量治理。尽管目前我们用的是第一阶段目标值，但随着治污力度的提升，中国将逐渐采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乃至最终的指导值。”
PM2.5标准一下子向西方看齐，不太现实
据阚海东介绍，对PM2.5研究来说，无论是世卫组织的指导值还是美国的标准，最关键的基础性研究都是基于美国两个经典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即哈佛六城市研究和美国癌症协会(ACS)研究。
1973年底，哈佛大学在美国东部6个城市，选择了8000居民，对大气中PM2.5浓度对居民死亡的影响进行了14-16年的跟踪观测。后来，美国癌症协会研究人员收集了16年的资料，涉及50万美国人死亡原因风险的数据，发现空气中PM2.5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心肺疾病死亡率增加6%，肺癌死亡率增加8%。
可见，世卫组织指导值来源于美国研究，“尽管中国目前采用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值，但该建议值应用于我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阚海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首先，中国大气中的PM2.5浓度和成分与美国存在一定差异;其次，中国居民对PM2.5的易感性(年龄结构、遗传差异等)也有差别，如欧美国家高龄老年人口较多，易感人群比例相应会高于中国。
“我们应该学习世卫组织制定指导值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应用它的数值。我们要基于自己的PM2.5研究来制定适合中国版的PM2.5空气质量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并没有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2006年，他们修订了PM2.5的标准，即年均值和日均值分别为15微克/立方米和35微克/立方米，也未达到世卫组织的指导值。
“PM2.5事件表面上看是环境问题，但实际上也是经济问题，抑或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总之，这是一个综合体，不再是单一问题。” 有经济专家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处于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等新兴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发展时代，面临的环境压力要大得多。希望当今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样的PM2.5低浓度，似乎不太现实。”
中国完全有条件自主制定标准
“我们需要自主制定标准，但目前缺乏这种技术储备。”阚海东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道，“原因有二：第一，我国尚未开展针对PM2.5的系统监测，PM2.5在大气环境中的底数不清。譬如，浓度是多少，成分是什么?主要来源是什么?我们需要弄清自己的国情，不能是一本糊涂账。第二，尽管中国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PM2.5的初步研究，但缺少类似于ACS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无法像ACS一样提供对健康产生显著影响的PM2.5浓度范围下限及对应的健康风险。”
在去年底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大会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布了PM2.5监测时间表，全国将分“四步走”，直到2016年推广到全国。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末，中国将全面铺开对PM2.5的监测。
阚海东表示，“只要统筹利用环保部门环境监测网络、卫生部门行为危险因素监测体系和死因登记系统，我国完全有条件开展自己的PM2.5前瞻性队列研究。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此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阚海东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呼吁，"十二五’末，我们要铺开对全国的PM2.5浓度监测。希望‘十三五’期间启动我国大气污染健康影响的前瞻性队列专项研究，为未来自主制定PM2.5标准提供最重要的科学依据。否则若干年后，我们恐将面临自主制定PM2.5标准时缺少本土科学依据的尴尬局面”。
中国能否在PM0.1上占据先机?
“中国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范围的进程并不慢。” 阚海东表示，“美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了PM2.5研究，但真正成为国家标准则历经了20多年。而中国PM2.5研究则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12年纳入国标，进程也很快。”
“十一五”期间，空气污染治理中主要是“脱硫”;“十二五”期间，将增加“脱硝”。阚海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脱硫和脱硝，都会降低PM2.5浓度。空气中污染物颗粒越细，治理难度越大。比如说建筑工地扬尘，通过各种管理措施就可以控制，但对PM2.5这样的细颗粒来说，控制起来难度就越大，需要我们环境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提升。”
“PM2.5第一来源是化石燃料的排放燃烧，第二是机动车尾气排放。冬季北方供暖用煤将不可避免地产生PM2.5，像北京大部分采用天然气供暖就减少了这种污染。公众关注PM2.5的背后还是空气质量，但降低PM2.5浓度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但只要政府下决心就一定能做到。譬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PM2.5浓度下降了近一半”。
阚海东说：“最近，国际上又开始关注空气中更微小的污染物颗粒PM0.1。说不定过了8年、10年，这又是一个炒作的热点。我们最好做一些前瞻性的部署，开展其来源、时空分布、暴露特征、机体生物效应和健康危害的深入研究，以免重蹈PM2.5的被动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