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历史的都知道，尧、舜、禹是上古时代三位著名的贤君。尧十六岁称帝治理天下，到八十六岁时，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就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继承帝位。于是他征求群臣的意见，没想到大家异口同声地向他推荐了一个乡下人——舜，为什么推荐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舜是一个著名的孝子。
据说舜的母亲叫握登，非常贤良，但在舜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父亲瞽叟就续弦了。不知道为什么，瞽叟一直不喜欢舜，对他总是很冷酷，生了弟弟象以后，父亲就更偏爱舜的后母和弟弟，三个人经常联合起来欺负舜。
可舜是个孝顺的孩子，即便在父亲、后母和弟弟都将他视为眼中钉的情形下，他仍然恭敬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竭尽全力来使家庭温馨和睦。比如当他受到父亲和后母的责难，心中所想的第一个念头是：“一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才会让他们生气!”于是他总是先检讨自己，想方设法讨他们欢喜。如果受到弟弟无理的刁难，他不仅不恼怒，反而认为是自己没做出好榜样。
舜一片真诚的孝心，不仅感动邻里，甚至感动了天地万物。他曾在历山这个地方耕种，与山石草木、鸟兽虫鱼相处得非常和谐，动物们都纷纷过来给他帮忙。温驯善良的大象，来到田间帮他耕田;娇小敏捷的鸟儿，成群结队，吱吱喳喳地帮他除草。他的孝行广为传颂，天下都知道了舜是一位大孝子。
那时候尧帝正为把帝位传给谁而烦心，听到大臣的举荐，知道舜淳朴宽厚、谦虚谨慎。便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还让九个儿子来辅佐他。想不到的是，舜的成功非但未换来父亲和后母一家的欣慰，反倒变本加厉。
有一次，瞽叟让舜上房修补屋顶。舜上去之后，想不到这位残忍的父亲却在下面放火，幸亏娥皇和女英出手搭救。 还有一次，瞽叟让舜凿井，舜凿到井的深处，瞽叟和象就从上面往井里倒土，以为这样舜就永远回不来了。没想到舜在二位夫人的安排下，早已在井的半腰凿了一个通道，从容地又躲过一劫。但舜并未因此心怀愤恨，仍旧若无其事。此后侍奉父母，对待弟弟，反而越加谨慎了。
当然，面对父亲、后母的弟弟的挑剔、责难乃至“谋害”，舜心里也忧心如焚，有时候，他也会一个人跑到四处无人的荒野里，面对着大地，呼喊着亡母的名字，嚎啕大哭。
据说尧帝得知舜的德行后，更加满意，决定把王位传给舜。然而，当舜继承大统之时，并不感到特别的欢喜，反而伤感地说：“即使我做到今天，父母依然不喜欢我，我作为天子、帝王又有什么用?”他的这一片至德的孝行，沥血丹心，莫不令闻者感同身受，皇天不负苦心人，舜的孝心孝行，终于感化了他的父亲、后母和弟弟。当然也感化了后人，《孟子》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种孝感动天的故事不仅成就了舜的美名和功业，也使得这个故事成为了在中国人当中口口相传的《二十四孝》之首。
“百善孝为先”，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是以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孝顺作为核心的，这是构成中国人“文化潜意识”的一大要素。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大力弘扬，但有时候“一俊遮百丑”，从大舜的神话中我们似乎可以读出另外一层信息，那就是这种孝顺往往是无条件、无原则、无理性的，甚至是以牺牲下一代为条件的：哪怕父母是多么的不讲道理，甚至冷漠无情，儿女也只能顺从，不能反抗，甚至连一丝一毫的忤逆也不许发生，否则就是“不孝”!
为什么会这样呢?长期致力于中西方文化研究的美籍华裔学者孙隆基先生在他的影响深远的一部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代际关系必须是‘和合’的，有时候，这种‘和合’是以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妥协为代价。”
相反，西方人的代际关系却不太一样。
孙隆基先生认为：“西方人的代际关系，可以用奥地利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来概括。”
弗洛伊德是借用古希腊一则经典的神话来阐明这一情结的：底比斯王在儿子俄狄浦斯出生之际听到一个可怕的预言，他未来的儿子将来有一天会杀死他的父亲，而与他的母亲结婚。底比斯王对这个预言感到震惊万分，于是下令把婴儿丢弃在山上。但是有个牧羊人发现了他，把他送给邻国的国王当儿子。 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母是谁。长大后他做了许多英雄事迹，赢得伊俄卡斯忒女王为妻。后来国家瘟疫流行，他才知道，多年前他杀掉的一个旅行者是他的亲生父亲，而现在和自己同床共枕却是亲生母亲。俄狄浦斯羞怒不已，他弄瞎了双眼，离开底比斯，独自流浪去了。
这个神话无疑具有某种象征意味——西方人的代际关系是强调“断裂”的，每一代在成长起来之后，将老的一代完全淘汰或接收过来(弑父娶母就是一种象征)。此外，为了让自己独立的人格出现，还必须在成长过程中将上一代对自己性格的塑造逐渐铲除，以便让“自我”浮现――。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当然就是代际的“不和合”。
因此，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代际关系并不是太和谐，两代之间也不是很亲密。在美国影片《毕业生》和《美国丽人》这些描写两代人关系的著名影片中，你看不到中国同类影视作品中儿女对父母的依赖，更多是彼此之间的距离。尤其是进入青春期之后，儿女的叛逆性很强，跟父母的关系大为紧张。到了十八岁，随着步入社会，也慢慢走出家庭，一旦成家立业之后，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相对更为疏远。因此，美籍华裔学者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总结：“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代际关系强调的是‘断裂——分离——个体化’”，核心是使一个人尽早地从父母的羽翼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然而，在大舜的神话中，我们看不到这种“断裂的”代际关系，反倒是靠孝顺来维持的代际的“和合” ，哪怕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也在所不惜。这种下一代向上一代全面妥协的“文化潜意识”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的普遍人格。五四新文学中出现过不少类似的经典形象，比如巴金《家》、《春》、《秋》里面的大哥高觉新、《寒夜》中的小职员汪文宣，曹禺笔下的周萍(《雷雨》)、焦大星(《原野》)、曾文清(《北京人》)都是深受这种“文化潜意识”影响的中国男人，他们仿佛得了软骨病一样，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都软弱得抬不起头来，不仅自己活得痛苦，也给他们最爱的女人都造成了难以言表的伤害。
在《家》中，由于觉新的懦弱，导致他最爱的女人梅像林黛玉一样悒郁而终，而妻子瑞珏则难产而亡;《寒夜》中，汪文宣面对紧张的婆媳关系无可奈何，导致妻子离家出走，自己也在孤独中了却残生;《雷雨》中的周萍对自己的继母蘩漪始乱终弃，最后前者自杀，后者发疯。中国的旧式男人们在孝顺的名义之下大多谨小慎微、无所作为，把自己和最爱的女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推上了封建礼教的祭坛，成为了可悲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