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召开的全国环保工作会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公布了我国监测PM2.5的时间表：在2016年1月1日前，全国所有地区都将开展PM2.5监测;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各省会城市的监测，则在2012年就启动。
这份年终出炉的时间表被很多媒体称为“民意赢得空气保卫战”的象征。
有专家评价说，从民间呼声到国家发力，PM2.5案例折射的是，严峻的污染形势谁也躲不开，解决环境问题既需要每个人援手，但更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在监测时间表发布的前一天，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主旨报告中指出，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
业界人士注意到，把基本环境质量称为政府需确保的公共服务，这样的提法尚属首次，其内在含义是，除了发展经济外，政府也要负责提供蓝天清水净土。
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认为，作为“清水蓝天净土”的提供者，政府的职责包括要制定符合老百姓诉求的环境公共物品的质量标准、发布环境质量的真实状态、加大公共财政用于环境保护的投入规模、建立公众环境权益维护和保障机制等。
从全年来看，我国的环境问题远不止PM2.5这一个，闯入公众视线的还包括渤海溢油事件、曲靖铬渣污染，以及在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发生的多起血铅事件等。在专家看来，当前我国正进入污染事件高发期，其中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就是地方政府过分关注短期经济效益，而对良好生态环境的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
“我经常说，开宝马喝污水是对现代化的讽刺。”周生贤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祉，环境问题已成为重大民生问题，我们决不能为了发展而宽容污染。
大部分城市PM2.5超过世卫标准
秋天原本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但今年秋天，北京却被接二连三的灰霾天气所笼罩。
灰霾天气甚至影响了首都机场的航班正常起降，可令人不解的是，北京市环保局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还不是那么糟糕。于是，一场场关于PM2.5监测数据的争论在民间持续开展，PM2.5这个专有名词逐渐被公众所熟知。人们开始了解：PM2.5是指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能负载大量有害物质穿过鼻腔中的鼻纤毛，直接进入肺部。目前已经有科学数据证明，PM2.5与肺癌、哮喘等疾病密切相关。
PM2.5、PM10等细颗粒物是灰霾现象的元凶，它们多来自汽车尾气，以及火电厂和水泥厂排放的污染物。在北京，一半的PM2.5来自于汽车尾气。
随之浮出水面的事实是，我国空气环境的监测指标中，并没有包括PM2.5。这也是监测数据和老百姓感受对不上的根源所在。
而在专家那里，PM2.5的问题早已经是老生常谈。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曾作为首席专家参与了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这项历时3年、于2010年完成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当下环境保护的指南性文本。
在不久前的一个论坛上，郝吉明告诉记者，在《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报告中，专家们已经指出，我国是全球PM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大部分城市的PM2.5浓度超过与世界卫生组织环境空气质量指导值。
专家们研究发现，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近年来，我国东南地区几乎所有区域的能见度都有大幅度下降。能见度下降，意味着灰霾天气的严重程度在加剧。
关于要不要监测PM2.5，早先在业界是有过争论的。反对一方的理由是，按照目前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全国80%的城市空气质量都能达到二级标准，一旦加入PM2.5，那么现在达标的城市，可能大部分达不了标。支持的一方认为，标准的制定应该实事求是，要以是不是有利于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为出发点，不能掩耳盗铃。
事实上，确实是民众的关注加速了PM2.5监测时间表的出台。因为至少在今年9月，环保部的官方口径还是，“十二五”期间，鼓励环保模范城主动开展对PM2.5的监测。
另一个佐证是，环保部今年曾两次就修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向社会征求意见，而第一次征求意见时，PM2.5指标还放在标准的附录中。这意味着，PM2.5还只是供地方政府参考的标准。而到了11月16日第二次征求意见时，PM2.5已经进入标准的正文。
在公布PM2.5监测时间表的同时，周生贤说，环保部秉持的观点是，不能监测数据喜气洋洋，老百姓怨声载道。他也告诫各地的环保官员，对监测PM2.5带来的变化要理性对待。
缉拿PM2.5才刚开头
对空气保卫战已经获胜的说法，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主任熊跃辉并不认同，在他看来，监测PM2.5只意味着，对PM2.5的管控才刚刚开始。监测指标的修改只是有助于改变监测数据与百姓感受“两张皮”的情况，要想真正让老百姓呼吸上干净的空气，还得大力减排产生PM2.5的元凶汽车尾气、火电厂排放的氮氧化物等等。
事实上，监测技术并不是最大的障碍。从2007年起，环保部已经在9个城市进行PM2.5监测的试点，从现有经验来看，只要资金到位，再配备相应的技术人员，要给PM2.5做体检不难。
“但关键是，体检完了以后，如何开药方?”在12月21日举行的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在安排PM2.5监测表的同时，环保部也正在拟定PM2.5的达标限值。目前的方案是，将PM2.5年和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分别定为0.035毫克/立方米和0.075毫克/立方米，这组数值低于美国标准，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相当。
环保部拟于2016年开始执行这组达标限值。这意味着，从2016年开始，PM2.5达到上述数值时，一座城市的空气质量才算达到二级标准。简单来说，也就是PM2.5达到这组标准了，才可以称得上是达到蓝天标准。而2016年之前，环保部鼓励有条件的城市率先执行这套“蓝天”评价方案。
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要等到2016年才执行带有PM2.5限值的蓝天标准，是不是等待的时间太长?
专家介绍说，1970年美国通过《清洁空气法》时就制定了PM10的排放限值，但是直到2006年才真正执行PM2.5的排放限值，说明对PM2.5的控制并不能简单地一蹴而就。另外，目前除了美国外，也仅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日本、加拿大等国家颁布了PM2.5限值。与其在数字上做文章，不如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减排，因为与PM2.5相关的减排确实是块硬骨头。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从9个已经进行PM2.5监测试点城市的情况来看，2010年各试点城市发生灰霾天数占全年天数的比例介于20.5%至52.3%之间，以世界卫生组织的PM2.5指导值进行评价，各试点监测点位的PM2.5超标天数占全部监测天数的比例在1.9%至48.9%之间。也就是说，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PM2.5都是超标的。
汽车政策如何改变
在环保部设计的空气环境治理的一系列组合拳中还包括，未来要建立大气环境质量预报系统，实现风险信息研判和预警功能。如果连续出现重污染天气时，要及时启动应急机制，指导群众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
这就意味着，如果灰霾天气已经严重影响民众身体健康，按照国外的经验，极端情况下，PM2.5的主要制造者之一汽车就有可能要大面积停驶，有车族是否愿意伸出援手?
在PM2.5监测方案发布的前一天，环保部还发布了2011年《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这份报告称，机动车污染已经成为空气污染中最突出、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报告说，监测表明，我国城市空气开始呈现出煤烟和机动车尾气复合污染的特点。一些地区灰霾、酸雨和光化学烟雾等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频繁发生，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车辆尾气排放密切相关。
事实上，在很多专家建议的PM2.5减排方案中，机动车尾气首当其冲，特别是针对黄标车的治理。有数据显示，仅占汽车保有量20.2%的“黄标车”却排放了70.4%的氮氧化物和91.1%的细颗粒物质。在环保部的减排方案中，“十二五”末期，要基本淘汰2005年前运营的黄标车。
另外，与机动车相关的减排方案还包括“提升机动车燃油品质”。在业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车和油的关系就像马和鞍的关系，什么样的马就得配什么样的鞍。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新车大多已经到达“国四”排放标准，但一直以来，成品油的品质都没有达到与“国四”匹配的标准，直接的后果是，虽然车的质量上去了，排放标准也很高，但排放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也有消息说，在“十二五”期间，环保部或将与石油公司签订责任状，确保未来石油公司能提供与“国四”标准车相匹配的油品。
在机动车污染削减方面还有一个可能出台的措施：对机动车保有量进行控制。有专家建议说，即使采用最先进的排放技术和最高品质的油品，但如果机动车无限制地增长，氮氧化物排放量也很难削减，所以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城市探索机动车保有量控制的模式。
在《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报告中，专家们就建议，1000万人口以上城市实施机动车保有量总量控制，大气复合型污染突出地区实行煤炭消费总量约束性控制。
PM2.5还来自于火电厂等排放的氮氧化物。在“十二五”时期，国家确定的减排任务中，氮氧化物被专家认为是最难攻克的堡垒。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从今年的减排数据来看，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4项减排指标中，只有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不降反升。
12月20日，受国务院委托，周生贤与31个省级人民政府的负责人，以及华能等八家央企的负责人签署“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
根据责任书，中央政府每年都将进行年度考核，对年度减排目标未完成或者重点减排项目未落实的地方和企业，要实行问责。
在环保部看来，除了PM2.5外，总体环境形势也不容乐观：全国1/5的地表水为劣Ⅴ类，农村面源污染加剧，土壤污染影响食品安全。重金属等污染事件呈高发态势，化学品生产企业布局存在环境风险，危险废物非法堆存、运输和不规范处置现象十分普遍，垃圾围城现象愈演愈烈。
“解决污染问题，既需要百姓援手，更需要政府主导”。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注意到，在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李克强副总理提出基本的环境质量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王金南认为，这其中暗含的意思是，中央政府要传递这样一种理念：各级政府应该是基本环境质量的提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