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最早提出房室养生学理论的人,当推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五十五章写道:“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意思是:婴儿无知无欲,无畏无惧,他所含元精最充足,所以生命力极强,不知道毒虫会咬他,猛兽会抓好,鸷鸟会搏他。婴儿虽然骨骼脆弱,筋肉柔嫩,可小拳头却握得很紧;他不知道性交的事情,而小生殖器却常常勃起,这是由于他精气充足的缘故。婴儿终日号哭而音不嘶哑,此因他极度地平和无欲,从而精气不耗。能做到平和无欲,就是懂得了生命常存的法则;懂得了生命常存的法则,就叫做智慧精明,贪图性欲就叫做自招灾殃,性欲耗费精气,就叫做硬性消精亡阳。人成长到壮大,就会因耗精而衰老,这就叫做不合平和无欲,保持柔弱的养生之道。
老子在这里精辟地提出了节欲保精的房室养生的根本观点,这一观点揭示了人体生命的实质,遂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房室养生学的理论源泉,后世养生学虽有种种理论、观点和方法,但在惜精受气这一点上,都以其为宗旨,不管是医家、道家、还是儒家都不敢违背。
《吕氏春秋》中有“情欲”专论,阐述了情欲当节制,过之伤人的道理,主张对精要“知早涩”,认为“知早涩”则“精不竭”而精可固。在医学经典着作《黄帝内经》中论述了许多有关房室养生的问题,如指出“若入房过度则伤肾”,若性欲不加节制,则会伤精折寿,故《素问 "上古天真论》说:“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故半百而衰也”。此外,还精辟地阐述了一些有关性生理学的知识,如指出女子二七即十四时“天癸至”,也就是月经来潮,三七即二十一岁时发育成熟,七七四十九月经断绝。男子二八,即十六岁时“天癸至”,也就是开始泄精,三八即二十四岁时,发育成熟,八八即六十四岁时,性机能衰萎。但对于体质条件较好,即“肾气有余”之人,尽管年已“百数”,而“身年虽寿,能生子也”。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竹木简医书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医学资料(较现代性医学至少要早两千一百多年),从中可以窥见古代房中术的一斑。竹简医书共十四种,其中《养生方》、《合阴阳方》、《十问》、《天下至道谈》等,都涉及到性保佑健和相应的优生学、养生学领域。如《十问》第八问禹问师葵治神气之道,因禹治天下操劳伤神,失去性功能,因而“家大乱”得师葵治神气之道后,性功能恢复,从而“安后姚,家乃复宁”,说明研求房中之道,可以和睦夫妇,增进健康。尤其是《天下至道谈》中“七损”、“八益”之说,是对我国房室养生学理论的重大贡献。所谓七损,是指房事交合中对人体有损害的七种做法,即:精道闭塞;精气早泄;精气短竭;阳痿不举;心烦意乱;陷入绝境;徒然耗费精力。所谓八益,是指房事生活中对人体有益的八种做法,即:调治精气;致其津液;掌握适宜的交接时间;蓄养精气;调和阳液;聚积精气;保持盈满;防止阳痿。这种理论对于房中养生保健来说,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代的性保健研究,自汉末至元朝及隋唐可谓发展和持续时期。东汉的三纲五常至东晋时已不起什么作用。北方各民族的融入,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勃兴,养生之学空前发展,研究房室保健学者,亦大有人在。早在三国魏时,就有甘始、左慈、皇甫隆等道士研究房中养生学,他们都有妻室,寿都在百岁乃至两百岁以上。曹操把他们集中起来,跟他们学习过房中养生术。汉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房室勿令竭乏”,也体现了古代性保健的学术思想。其后葛洪还提出了房事“唯有得其节室之和,可以不损”的论点。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 "养性序》总结了“五侯之官,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数百,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房室输其血气,耳听淫声,目乐邪色”当是少百岁之人的原因。并说“苟能节室其宜适,抑扬其通塞者,可以增寿。”孙思邈对性医学研究的成就,可以说能代表唐代的最高水平,其内容之丰富,论述之科学和精辟均是空前的,为我国性医学着作中极其宝贵的重要文献。
自穴以后,由于受程朱理学宣传封建道德观的影响,我国对性医学的研究直趋衰落,只是在宫廷帝王、贵族大臣中有所秘传。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子嗣优生的研究,诸如“转女为男”,以及如何生男、如何生女等问题。如陈自明、万全、岳甫嘉等人的着作。
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对中医性保健的研究者寥落无几。近年随着中医学术振兴,中医养生学和性医学也日益受到重视,深信中医性医学必定能以自身的特色和理论为人类的养性、优生等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