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作《戏为六绝句》，其一曰：
“庾信文章老始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杜甫认为，南北朝人庾信老年所作诗文，更加成熟，其凌云健笔挥洒自如，情深意厚，感人至深，诚所谓“暮年诗赋动江关”。孔子有“后生可畏”之叹，若就庾信而论，未必如此。清代学者仇兆鳌亦说：“其（庾信）笔势则凌云超俗，其才思则纵横出奇。后人取其流传之赋嗤笑而指点之，岂知前贤自有品格，未见其当畏后生也。”由此可见，庾信可谓大器晚成者也。
在历代名医中，明末张介宾颇与庾信类似。其学术观点和传世名著也是“老始成”，晚年之时才得以施展才华，以其凌云健笔，纵横出奇，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医学文化遗产。
张介宾作为一代名医，《明史》却未载其传，如同《后汉书》不载张仲景传，此亦是医学史上的一大憾事。张氏名介宾，字会卿（一作惠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会稽之杰士也。祖籍四川绵竹县，其父寿峰公，通兵法，善养生，这对介宾影响甚大。介宾约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幼而聪颖异常，好学嗜读，于书无所不窥，自儒门六经以及诸子百家，均予考镜。并且不限于章句，而深究其义蕴，尤喜轩岐之学及兵法。钻研诸葛亮之八阵图，颇得其不传之秘，慨然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治国济世壮志。年十四，随父游京师。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奇才异士集于侯门，介宾得以遍交其长者。有金英（梦石）者工于医，介宾从之学，尽得其术。年未弱冠即为人诊治疾病。虽无经验，但认真负责，甚至先自尝药，再让患者服之。介宾晚年曾追述说：“余少年时，每将用药，必逐件细尝，既得其理，所益无限。”对患者如此尽心尽力，难怪其终成一代名医。
为医之暇，介宾继续钻研经、史、兵法，并猎涉象数、星纬、堪舆、律吕等，皆能究其底蕴。至其壮年，适值明朝政治腐败，国力日衰，亡征已见。特别是满清崛起于东北，辽东形势危殆。为实现其治国平天下之抱负，毅然投笔弃儒，仗策游侠，从戎幕府，意在效法汉代名将霍去病、窦宪，势欲封狼居胥（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勒石燕然山（位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而后快。为此游历河北，又随军出山海关，渡鸭绿江，足迹遍及榆林、碣石、凤城等地。谈兵说剑，绝塞历险，壮士逊其颜色。无奈命运乖舛，又不能浼首求合。多年之后，壮志未酬鬓先秋。而满清日盛，辽东益危。大势已去，不复可为。介宾曾对人曰：“我夜观乾象，宫车殆将晏驾，天下从此乱矣。”不久，明神宗崩。这表明，他对国家形势、前途已经看透，深知自己已无回天之力。加之，双亲已老，家亦贫，遂决意离军返乡。此时年已五十有八。
介宾返乡后，即尽弃其他而专心致志于医药。探隐研秘，医日进而名日彰。时人比之仲景、东垣。一方面为人诊治疾病，一方面求索医学理论，整理临证治验，著书立说。遇有危证，世医束手，得其一匕之剂，矍然而起。一时谒病者，辐辏其门。沿边大帅亦遣金币致之。
当时社会上医学派别虽多，但实质上无出金元四大家之外，尤以刘河间、朱丹溪影响最巨。虽然刘、朱之主张和方药的形成，原乃为克服滥施温燥之流弊而设，有其客观根据和合理性，但经过几百年的流传，时移世易，世医们非但未能把握其精义，反而拘守成法，恣用寒凉，克伐元气，从而形成新的流弊。介宾对此非常不满。他说：“自余有知以来，目观苦寒之害人，已不可胜记。此非时医之误，实二子（刘、朱）传之而然。先王仁爱之德遭敝于此，使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泽不彰。是诚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运也。”他把时医恣用寒凉之罪责，完全归于刘、朱，认为：“凡今之医流，则无非刘、朱之徒，动辄言火，莫可解救，多致伐人生气，败人元阳，杀人于冥冥之中而莫之觉也，诚可悲矣！即间有一、二特达，明知其非而惜人阳气，则必有引河间之说而群吠之者矣，何从辨哉。矧病机为后学之指南，既入其门，则如梦不醒，更可畏也。医道之坏，莫此为甚，此误谬之源不可不察，故直笔于此。”
张氏在其著作中一再批驳刘、朱的理论观点，似乎与之不共戴天。并在理论和临证中反刘、朱之道而行之，倡温补而慎寒凉，注重培护人之元气。这一主张，除渊源于《黄帝内经》和张仲景《伤寒论》的有关观点外，乃是直接祖李东垣、薛立斋的结果，并且亦为其实践经验的总结。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生活于北京，游于士大夫之间，此点与李、薛（为御医多年）颇为类似。土大夫阶层之人多因饮食不节，思虑过度，恣情纵欲而致内伤，元气受损不足，故应以温补为主而调之，非如此则难以取效。张氏以此临证，一治一效。例如，据为《类经》作序的叶秉敬所述：“自癸卯岁（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始，余以苦心诵著，耗脾家之思虑，兼耗肾家之伎巧，于是病泄泻者二十年。医家咸以为火盛，而景岳独以为火衰。遂用参、术、桂、附之剂培命门之火。而吠者竞起。余独坚信不回，服之五年而不辍，竟使前病全瘥，而脾、肾还元。”这是最能体现张氏医学观点的典型案例。张氏声名远播，成为当时医学上独树一帜的温补派的代表人物，自成一家之言。可见，其医学观点的产生和成功，既是金、元以来医学理论之争鸣和发展的结果，是时移世易的必然，亦与其独特的经历、学识有密切的关系。
张介宾一生撰有两部医学巨著。
其一为《类经》。此书是对《素问》、《灵枢》二书的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分类编述和注释。重新组织经文，分编为摄生、阴阳、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十二类，三十二卷，意在“发隐就明，转难为易，尽启其秘，而公之于人，务俾后学了然，见便得趣，由堂入室，具悉本原，斯不致误人误己。”并著《类经图翼》十一卷，《类经附翼》四卷，合四十七卷。书中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这是一部极富学术价值的专门著述。为完成此书，介宾凡历岁三旬，易稿数四，方就其业。由此可见其为学态度之认真，用力之大。
其二为《景岳全书》。此书为介宾晚年力作，是其一生临证经验、学术思想的全面系统的总结。内容丰富，议论精详，涉及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各科疾患的诊治方法和本草方剂等诸多方面。包括《传忠录》三卷，《脉神章》三卷，《伤寒典》二卷，《杂证谟》二十九卷，《妇人规》二卷，《小儿则》二卷，《痘疹诠》四卷，《外科钤》二卷，《本草正》二卷，《新方八略》和《新方八阵》各一卷，《古方八阵》九卷，《妇人方》、《小儿方》、《痘疹方》、《外科方》共四卷。全书六十四卷，一百七十余万言，可谓卷帙浩繁。其中《传忠录》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张氏的学术思想，就一些理论上的重大问题，辨正前人得失，阐述自己的观点，见解独到。《新方八略》、《新方八阵》、《古方八阵》则是仿兵法八阵之例，把治病愈疾之法分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等八类，取用药如用兵之意。作者说：“盖古有兵法之八阵，余有医家之八阵。一而八之，所以神变化；八而一之，所以溯渊源。”如此大张旗鼓地引兵论医，显然是喜爱并娴熟兵法及多年军旅生活的反映，可谓出于兵而未忘于兵也。
除上述两部煌煌巨著外，介宾晚年尚撰有四十五篇医学短论，被后学集为一卷名《质疑灵》。作者每据《内经》、《伤寒论》等古典医籍，批驳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享等名家的某些观点，即所谓“取先圣之经，以辨前贤之误。”
以上三书，共一百一十二卷，约二百五十万言。堪称著作等身了。
张介宾的三部著作，只有《类经》是其生前刻印的。该书自序及叶（乘敬）序均写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此时张氏年六十二，已返乡四年。可见该书虽“历岁三旬”，但其最后完成则是在返乡之后。返乡之前，戎马倥偬，至多只能写下若干片断，不可能系统编注。如不返乡，则该书难以问世矣。而《景岳全书》则完全是六十二岁以后的作品。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介宾卒，享年七十八（周岁）。至于《质疑录》一书，则是由东海石楷首印于庚熙丁卯年（即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此时距介宾逝世亦有四十七年了。
张介宾既是一位愈疾巧匠，一生活人众多，又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医学理论家，给后人留下三部著作。这些成就奠定了他在医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私淑者、后继者不胜枚举。诸如，同时期的赵献可受到介宾温补主张的影响，并加以发挥，其子赵贞观亦精通医学，是温补派的传人。明清之际的高斗魁，服膺赵献可、张介宾的学说，以温补为主。与高氏同时的吕留良，用药亦宗介宾。张璐的方药主治也多据薛已、张介宾。清代黄宗羲在《张景岳传》中说：“二十年来，医家之书盛行于世者，张景岳《类经》，赵养葵（献可）《医贯》。”自明末、清初迄于今，介宾的影响持续不断，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医药学家之一。但亦有持批评态度的医家，如陈修园著《景岳新方砭》，批评介宾著作“皆拾前人之糟粕，而张大其言。”姚球托名叶天士撰写《景岳全书发挥》，对他的学术见解亦多所指摘。章楠在其《医门棒喝》卷三《论张景岳》一文中，认为张氏“功过相半”，“虽有发明之处，不过《内经》一节之旨，其阴悖《经》义者实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指出其“于医术不为无功”的同时，亦言其有所偏。“至于沿其说者，不察证候之标本，不究气血之盛衰，概补概温，谓之王道，不知误施参、桂，亦足戕人，则矫枉过直，其失与寒凉攻伐等矣。”“攻补不可偏废，庶乎不至除一弊而生一弊也。”此乃较为公允之论。今人应当光大其长，不必因其短而废其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