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相册里有一张飞的照片。他身着蓝白相间条格式T恤，面带微笑，食指很随意地指着某个方向，好像时刻都在提醒我：“嗨，你是不是又懈气了？”
飞是我大学时的校友，三年来，他就像兄长一样关心我勉励我。他和我同龄，个子不高，人很瘦，举止沉着稳重，眼睛很有神，总是呈现出一种思考的状态。
我们由一个班主任管着，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上早晚自习，但是我们却是同系不同班。他是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我是中文系新闻专业，而且他是本科生，我是专科生。
因为我们都是中文系记者站的成员，所以在一起活动的机会并不少。那是开学以来的第一次校内采访活动，我们两人分到了一组，我们的任务就是针对学生损坏书籍的现象调查学校图书馆图书借阅及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吃过晚餐，他就来宿舍楼下找我。那天天气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大雨了，但是因为是入学以来的第一次采访活动，所以尽管天公不作美，我们仍然兴奋异常。一路上，我们都在商量着怎么完成这个调查任务，从哪些方面入手，采访哪些人，由谁执笔等具体细节。
为了在大雨倾盆前赶到图书馆，我们抄小路过去。学校有个特点，就是建筑战线拉得特别长，生活区、教学楼、图书馆都分散一处，并且实行封闭式管理，我们就像关在笼中的鸟，装在套子里的人一样被画地为牢。
那时，图书馆所在的那片地正在施工，好好的一座山，被挖出宽宽的、高高的一条沟壑，加上下过小雨，地上有点泥泞，我几欲摔倒。但是下到沟里后，是无论如何也爬不上那边的沟坎了，飞迟疑了一下，很快就将他那把带弯钩的伞柄递到我面前，抓住它，我拉你上来。很快，我就被飞用伞柄拉上了岸。
我想笑却笑不出来，相反却对他生出一种敬意。
因为我们配合默契，这次采访很成功，稿件很快在校广播电台播出了，学校图书馆也拿出了整改措施，图书借阅很快步入正常的轨道。
就这样我和飞成了一对好朋友。因为我们的课程并不一样，除非上大课在同一个教室外，其它的课不同，老师也不一样。但是学习中遇到不懂的问题，我仍然会拿去问问他，因为我信赖他。他也很喜欢我的专业课，功课做完后，总会借了我的书去看，什么采访学，编辑学，心理学，他都很喜欢，遇到不懂的地方，我们总是互相切磋。虽然在一个教室，但是因为专业不一样，却并不能坐在一起，可是对很多事情的观点我们却不谋而合。
那时我们都对当记者很痴迷的，特别是学过西方新闻学，知道战地记者后，就由衷地敬佩他们那种大无畏地冒险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这刚好暗合了年少轻狂、悲天悯人、对未来充满好奇心的我们的思想。
那天，学校所在的城市爆发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工厂罢工事件。因为工人对高强度低报酬人身没有保障的工作产生强烈的不满和愤恨，几千工人摆起游行的长龙，浩浩荡荡开进市政府大院。那会，我们正挎了照相机在街上遛跶，随意捕捉社会新闻，听说原委后，我俩很快就加入了游行的队伍，我们要看看，市领导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当时我们的想法很天真，搞不好我们就给它曝光，这种情况下，我们竟然忘了新闻是有阶级性的，当然也没顾得上新闻从业者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书记市长都来了，在一个很大的会客厅里接待了工人派出的代表，其它的则或坐或站，厅内厅外及其走廊院子里到处都是人，就是没有看见一个照像的摄像的或者用笔记录的。我们暗自嘀咕，这些记者都是干什么吃的，这点新闻敏感性都没有。我们才不怕呢，互换着端个照像机，从这个领导那个领导的身边窜过来窜过去的，工人见有人来替他们说话，都纷纷围上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们哭诉，我们好激动啊，一个人问，一个人记，得闲时就商量着该把这篇稿件发到哪里去，又该怎么去帮他们讨回公道。
领导直愣愣地看着我们，不发火，也没有阻止我们，可能他们也犯了疑惑，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两个愣头青在这里窜上窜下的，报刊电台都打过招呼，明确过纪律的呀。不多时，就有人来问我，我说是学校的，然后就再没有搭腔。
领导的回答并不能让工人们很满意，但是总算有人出面给予了答复，工人们也都陆续像潮水一样褪去。我们也随潮水往外涌，走到大门口时，突然看见学校的校车停在院子里，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那个年青老师则站在高高的花坛上向出口张望，见我们出来，连忙跳下花坛，一手拽一个，像塞东西一样把我们塞进车里，说我们闯了大祸了，校长正发火，要处分我俩呢。
这才感觉事态很严重，灰溜溜地跟着他进了系主任办公室，学校校长正等在那儿，旁边还有两个学生，都是我们认识的学兄，原来接到市里打来的电话后，学校很快通过查对出入校门的学生名单，查清了学校共有四个人混进了游行队伍，参与了这次事件，我们是最后被带回来的。
还没坐稳，就有人来要我的照像机，我不给，那人就夺过去，一下子就把胶卷拉出来带走了。校长狠狠地把我们四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训了一顿，并现身说法，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被训得一个个蔫了头，直到校长说，念你们是初犯，这次只给个口头警告，下次再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就要在大会上批评，并进行记过处分，我们才如释重负，相视一笑。
走出系主任办公室后两人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发牢骚，好像各自就是自己电视新闻的听众那样的解气，不快地情绪很快就被抛之脑后。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那个三年级上学期的实习马上就要来临了，就要踏入社会了，就要从那个牢笼里逃出来了，就要进入更广阔的天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了，可是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一点勇气也没有，可能是因为要离开飞，独自去面对了吧。而且，上届的学哥学姐们实习时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她们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攻上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的重头位置，创造了学校新闻骄子的神话。实习的报社和电台都给学校发来喜报，感谢学校为报刊电台争得了荣誉。所以就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地方去了，我反而不敢迈出步了。
飞知道我的心理状态后，及时地找我谈心，给我鼓劲，他仍然用了那样一种语气对我说：“又懈气了呀，又不是扛着摄像机上战场，只要人是活的，没有做不了的事。”于是，我们就坐在足球场的看台上，静静地交流着。
他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就是高中语文老师，生活工作将会很稳定，但是他更喜欢当记者。每年寒暑假，他都在他们那里的报社实习，两年来，他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他给我讲到了一次采访老教授的经历。这是个在当地很有名望的学者，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采访前，他已经认真地拟出了采访题纲，并且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但还是两度被教授拒绝，因为他是门外汉。后来他沉下心来，泡在图书馆里查了一天有关他学术动态、学术成果的书籍，把自己弄得一知半解才顺利地完成了采访。
飞告诉我，做什么事首先都不要被自己吓倒，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沉着应对，想方设法地去解决问题。飞就像一个谆谆教诲的兄长一样，手把手地教我为人做事的道理。
因为有他的引导，我实习很顺利，虽然没有得什么奖项，但是还是出了不少作品，得到了实习老师的肯定。飞知道这些以后，很为我高兴。
飞越来越喜欢做记者这一行，在我毕业之际，他已经决定改行当记者。那天他来找我，说余下的一年里，他要边完成学业，边自修新闻专业，希望我把自己用不着的专业书籍赠送给他作为纪念，我想都没想，就把自己所有的专业书都给了他，那是我入学以来所有的书了，他很感激我，连声说着谢谢。
毕业离校前，他跑到我楼下，送给我这张单人照，还送给我一只毛茸茸的玉兔。说我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希望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就像一只奔跑中的玉兔一样，机敏过人，永不懈怠，他就在这张照片中永远地监督着我呢。
参加工作后，我们很少通信，各自为着自己的前途疲于奔命。有一天，他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已经到了省新闻出版署工作，并给我介绍了一位朋友，说是《南方周末》的特稿记者，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每篇新闻出来，都要打倒一大片的，很有名气，让我有这样的线索就直接给他打电话，希望我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可惜那时我在党报工作，做得都是歌功颂德的事儿，即使有也是遮着掩着的，因为宣传部长奉行这样的理儿，杀人放火的事儿，哪里都有，你不报，他在报，你先报了，就会先一步给地方经济建设带来麻烦，所以震慑于严肃的新闻纪律，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联系过。
后来，有机会到省城的时候，我去新闻出版署找过他，遗憾得是，他已经不在那儿了。不知现在他的足迹已经步上祖国的哪块土地了，不过，我相信，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把自己树为一个标杆。
这个用伞钩拉过我上坡的男孩，就像一缕春风，走到哪儿，都把希望的种子撒播到哪儿，催人奋进，无边无际。
我永远都记得，这个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总是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伞钩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