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中西医汇通史

我国近代中西医汇通从1582年始到1949年止，大约经历三百多年历史。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

一、接受西方医学，汇通启蒙阶段(1582～1805年)

西方医学传人我国，始于十六世纪下叶。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来到我国广州。1601年到北京。他在《西国记法》中有关神经学说的论述，是传人我国第一部西方医学的记载。之后又有意太利龙华民、罗雅各，德国人汤若望、邓玉函合译的《人身图说》、《泰西人身说概》、《四体液说》等为我国最早的解剖生理学书籍。这些书籍大部分是由他们西方人译述成中文，少部分译本有我国学者参与合作，那也是做些文字的修改润色而已。

这些书籍开始受到中国学者、中医界少数有识之士的注意和兴趣。如明代医家方以智(1611～1671年)，他不仅同意“脑主记忆”说法，而且企图以西方“四体液说”的理论来解释中医脉象。他对中西医学的不同之处“随闻、随决、随时录之，以俟日后之会通”。据说，王肯堂的《疡科准绳》所记载的人体骨骼形状和数目，就是在和利玛窦多次交往讨论中受西方解剖学的影响而写成的。还有如王宏翰在《医学原始》中进一步采纳“四体液学说”与中医阴阳五行理论、脏腑学说融汇，提出“太极元行说”、“命门元神说”，并用西方胎生学理论解释“命门”形成。

在西方医学传人我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天文学并很快被我国学者全面接受。这一历史事实的成功，首先是因为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上层知识分子积极、主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其次是从明·崇祯到清·咸丰年间，天文学方面的大权(钦天监)几乎一直掌握在欧洲人手里；其三是天文学与医学虽然是我国自然科学中体系庞大而严密，但天文学的变革只涉及少数人，天文学家远没有像医药这样庞大的行业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它对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关系没有医药这样密切。民间黎民所需仅一本历书而已，然历书又不是直接反映天文理论的改革；其四是和医学比较而言，天文是较简单纯粹便于直观的学科，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均超过我国水平。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一日《礼部为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中说：万历年间归化陪臣利玛窦等数辈观光人觐，所携历法等书尤为精密。其所予推交食时刻，分秒不悉验。故四十年议历有监正周子愚呈部乞令陪臣庞迪我、熊三拔等翻译本书令与中历会通归一。”

在祟祯四年.徐光启又进一步发展汇通思想。说：“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先，先须翻译。盖大统书籍绝少而西法至为详备，且又近数十年间所定，其青于蓝，寒于水者十倍前人……。

但由于如下几个因素，决定了为什幺这一阶段竟然会经历长达二个世纪之久历程，而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l、当时西方医学刚走上实验阶段，初具规模，无论从临床疗效与理论方面均落后于我国自身的传统医学。更谈不上在中医临床上有确切的指导实用价值。

2、当时这些传教士的医药知识未经专业培训，来中国之前仅一知半解，他们必然投有资格来认真传授。

3、有关医药方面的译本不多，而大多数中医对西方语言一窍不通，语言文字上的隔阂成为进一步交流的障碍。

4、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教，不是传播科学文化，所以采取不合作不诚心诚意态度。像徐光启这样具有真才实学的大科学家，由于得不到他们的协作配合而终未能在生前完成几何学的翻译工作。结果拖了二百多年后才由后人续完。

5、这一时期封建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推行唯心主义的宋元理学，鼓吹封建纲常礼教道德，闭关自守，大兴“文字狱”、“八股”科举制。以此来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中西医汇通工作进一步发展。

二、中西医互验对比，汇通创立阶段(1805―1892年)

1、牛痘术的引进

1805年，英国船医皮尔逊将牛痘接种术传入我国。这一事件对中医界创立中西医汇通产生很大影响。

众所周知，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危害范围最广的烈性传染病，千百年来，人们对它束手无策。早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我国就发明了种痘法，在明代(1567―1572年)安徽宁国府太平县民间医生就开始了鼻苗法即水痘法的特效方法。1581年正式用文字将这一方法载人史册。到了I652年由著名中医家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在日本介绍此术。1681年康熙皇帝亲自下令推广，由于得到政府支持，全国各地普遍应用，在方法上也不断改进完善，从痘衣法、痘浆法、旱痘法到水痘法。痘苗由“时苗”改用“熟苗”，毒性较小，接种后安全性较大，被人们称之为“神苗”，有效地制止天花的流行。同时又很快便远传海外，首先是我国近邻俄国、朝鲜、日本等国。1688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久，

俄国就派留学生来我国学习种痘法。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种痘法遍传欧亚各国。法国伟大哲学家、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年)赞叹地说：“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就有这种习惯(指种痘法)，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可是，到了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贞纳在人痘接种术的启发下，发明了牛痘接种术――天花疫苗。并于1805年他本人亲自由吕宋到广东，南海人邱熹(浩川)传其法。从此牛痘天花疫苗代替了人痘苗，并改良了种痘技术，成为全世界普遍采取预防天花的唯一方法。之后I881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体渡免疫学说；1884年俄国人麦契尼柯夫创立了细胞免疫学说。这一历史事实，深刻地揭示了人痘接种术与我国四大辩技上的伟大发明创造一样，在闪发出耀眼的火花之后，由于政治体制、环境历史条件、社会文明、文化科技水平上的差异，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与进步。人痘接种术――人工免疫学的先驱宝座不得不让位于他人的悲哀结局，难道这不令人探思吗?通过人痘接种术的外传到牛痘术的引进，这一出一进交流的结果说明医学上中西汇通的重要性。

2、《医林改错)问世

就在封建文化禁锢最严重，传统保守势力十分强盛顽固的时代。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对古代圣贤持批判态度的伟大医家王清任(1768―1831年)出现了。经他42年实地考察，对百余具尸体反复研究，在临终前一年即1830年刊行出版了凝聚他一生心血的伟大著作《医林改错》。

这本区区三万余言的著作一经问世，便像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划破夜空，使沉闷保守很久的中医界打了一个响亮的春雷闪电。这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一件重大事件。据统计从1830年到1950年止，再版约40次(平均每3年一次)。仅仅过了5O年，由英国人德贞氏译成英文，发表于1887年创刊的《博医会报》上，尊王清任为近代解剖学家，向全世界作了介绍。

《医林改错)自序云；“余著《医林改错》一书，非治病全书，乃记脏腑之书也。”他以“记脏腑”三字概括全书，其核心是“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再三强调：“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可知其用意良苦。

《医林改错》正确描绘了动静脉，发现了脑神经。在《脑髓说》中对脑的认识是：“灵机记性在脑者……由脊骨上行人脑，名日脑髓。盛瞄髓者，名日髓海。……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两耳系如线，长于脑，听见之物归于脑；……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所以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这些认识确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振聋发聩之语。

显而易见，中国医学欲求飞跃发展必须冲破保守，在方法论上革新，由实验而求医理。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已经为我们做了先例，立下了模式。告诫后人：前辈们走的弯路不少，谬误迷途不必再走下去了。(待续)

金山区中心医院(上海,201500) 周明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