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滋是个律师，还是个漂亮的女律师。小滋今天要过生日了。为了这个日子，昨天她来到杭城最高档的一家大商场，花了八百块钱买了一条黑色的波西米亚风格的纱裙。等到傍晚，杭州的南山路上，一个氛围优雅的饭店，在西子湖边的，有个男人为她准备了两个人的小型生日宴。南山路被当地的媒体评为杭州最小资的街。
十年来，每年的这一天，何小滋倒是不曾寂寞过，她的对座总是有一个陪她过生日的男人，十年的时间，说到底不过是变换了几张生日那天坐在她对面的面孔。白一点的，黑一点的，俊一点的，丑一点的，她记忆里并没有太丑的男人，那些不同的男人面孔加起来并不算太多。
坐在对面的男人，给小滋的杯里又倒上半杯红酒。喝着红酒，小滋的脸颊慢慢飞起了一片红。
托尼是那个在何小滋的“小资路上”领过路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带棒球帽的小伙子。听到托尼第一次谈到“小资”这个词的时候，何小滋正抬起脚，跨过锦绣花园过道上的一小堆生活垃圾。那是个平凡的上午，9点来钟的光景，托尼对小滋说，昨天晚上我听到你家在放《披头四》，小滋惊奇地说，你的耳朵真厉害。托尼说，我有珍藏版的。托尼又很认同地笑道，何小滋你挺小资的。说完托尼就走了。托尼边走边扔下更动听的一句话：你长得有点像大野洋子年轻的时候。那是好几年前了，彼时小资作为流行词汇被人提及的频率，远没有达到现在这样泛滥到臭大街的程度。托尼这么有个性的人，被他的圈内人士称为雅皮的，是从不喜欢说被人说滥掉的词的。托尼这么说的时候，何小滋觉得自己在这个平凡的上午心情好极了。
在小滋的眼里，托尼这个人是需要高看一筹的，托尼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商，在纽约开着一家画廊。小滋记得有一次，托尼谈起他父亲画廊的名字，好像叫什么“东时区”，托尼笑父亲用这个名字来寄托他的乡愁。往上追溯的话，托尼的爷爷是旧上海外滩上的一个洋行高级职员，属于又体面又有文化的那种中国人，家境优裕，托尼的奶奶当年也是有和张曼玉一样多的旗袍穿的。洋行职员和银钱打了一辈子交道，到快退休的时候忽然有了浪漫的想法，想在孩子中培养一个艺术家，所以托尼的父亲才会有条件深造学画。何小滋有时候就想我的父亲呢，和托尼的父亲比简直是天差地别。何小滋的父亲也是个能人，她家乡的人都那么认为，他不仅是能人而且很有权威，因为他是一乡之长，何小滋的母亲也是有权威的，她是乡中心小学的校长，所以小滋从小在乡里的小环境里活得也挺有尊严的，受这封闭的小环境的优越感的荫护，就培养出小滋很自尊的个性，后来她也就一路不丢失尊严地考上了大学，来到了城市生活。她以改变自己命运的积极心态，一点点蜕去了身上那层乡下丫头的皮。终于有一天，她听到托尼这个在城市生活的各个细节都很权威的人评价她：你挺小资的。那时托尼还住在小滋家的楼上，一个人住着一大套居室，托尼遇到小滋的老公周瑜的时候，常会打上一根烟，两个男人说几句男人之间常说的家常话，然后各自走路。但是何小滋想，如果自己的乡长父亲和托尼的画商父亲站在一起，他们可以谈些什么呢？现在托尼已经搬走了，因为他在美国开画廊的老爸寄了一笔钱给宝贝儿子，让他到城市西边的高尚住宅区买房子先住着，他们打算过几年回国在杭州养老。托尼搬走后，小滋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细想起来她和他也只是一般的朋友。后来小滋陆续听到关于托尼的一些事情，托尼在那片毗邻西湖的高尚住宅区开了一间酒吧，酒吧名字也叫“东时区”，他还赶了一回时髦，玩起了DV电影，在自己的酒吧拍过一部叫《汽水》的DV小电影，当然只是玩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