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社评
本报特约评论员
每一起杀医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经曲折演绎似乎都可导向体制弊端。如果专注于细节而放过体制积弊，难免流于浮表，但将每一起杀医案都归咎于体制，都用体制来搪塞，又未免简单轻佻。
上周二，致一死两伤的浙江温岭杀医案在浙江台州二审，浙江省高院驳回了被告人连恩青的上诉，维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连恩青的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央视采访了被告人连恩青和主审法官梁健。专访时，连恩青坚持认为医院在撒弥天大谎，医生“自作孽不可活，他咎由自取”。
时至今日，仍难掩戾气，连恩青内心积蓄着何等极端的负面情绪，其“杀医逻辑”背后是何等严重的病态人格。更可怕的是，他在营造一种正义幻觉，把自己打扮成除暴安良、瘅恶彰善的“英雄”。他认为自己行凶杀人不是逞一时之快，泄一己之愤，还带有暴露医院重重黑幕的性质，“把内幕给它揭出来，同我遭遇一样的人，他们可以得到应有的医治”。在自以为是的错觉支配下，他接受采访时始终桀骜狂悖，不时伴以夸张的肢体动作和怪异的冷笑。
不管什么原因，连恩青残害医生必须受到应有惩处，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放在伤医案频现的现实语境中，我们又无法心安理得地忽略连恩青杀人的奇异逻辑，更无权安之若素，放过它所折射的系统性病灶。
每一起杀医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经曲折演绎似乎都可导向体制弊端。如果专注于细节而放过体制积弊，难免流于浮表，但将每一起杀医案都归咎于体制，都用体制来搪塞，又未免简单轻佻。即以此案为例，一些惊心动魄的细节指向一点，如果连恩青得到良好沟通与及时救济，结果也许不会如此。正如该案主审法官梁健所言，“如果疏导得好的话，我觉得可能不至于走到今天。疏导可能有效果或者没效果，但从这里来观察，我们疏导方面是做得不够的。”
连恩青为鼻疾所困，生不如死，数次求医，特别在医院为他做了微创手术后仍似乎不见好转，他甚至感觉症状加重。于是他数次投诉医院，但皆未得到他认为满意的答复。其间，医院方面确有不妥之处，比如病历上的名字打成连恩清，还有将其年龄33岁写成80岁。此外，他对某医生痛诉病症，抱有甚高期待，结果该医生却问，“你做什么工作?你游不游泳?你有没有老婆?”让他痛感这是推诿和敷衍。这些细节看似无关紧要，一般人可能不大在意，但连恩青多疑、狂躁，甚至有被迫害妄想症，因此寻常的细节容易被他放大，不具连贯性的景状，却能被他勾连起来并视为不可告人的阴谋。医院方面缺乏足够的沟通耐心和技巧，或者忽略了“得罪”连恩青的后果，最终让连恩青恼羞成怒并铤而走险。对此，医院方面应有反思——主审法官梁健认为，医院在管理上存在不规范、不健全之处，在解释过程中有些不圆满之处，会导致患者对医院产生愤恨和不满情绪。
医院向患者多做沟通工作，主要不是帮助患者“理解”医学，而是让患者“信任”医学。很多时候医院做沟通工作很难，主要难在三方面，一是医生太忙，忙得没时间沟通;二是医学过于深奥，比如“空鼻综合症”就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普通患者很难明白更难理解;三是有的患者性格或情绪易出问题，如连恩青曾入住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治疗，入院、出院诊断均为妄想性障碍。然而，不易沟通不等于就可放弃沟通，愈其不易，更应特别加强有效沟通——既强调医学局限，直言医学风险，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根除，也不是所有的手术都能成功，最大程度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医院也反求诸己，反思自己有做得不妥当、不到位的地方，合理弥补患者损失，最大程度保护患者合法权益，而不可利用信息不对称蒙蔽患者。
疾病是共同的敌人，医生和患者本是命运共同体，双方不该互相为敌，未除病魔而先内讧。反思杀医案，必须找寻普遍的坐标，也需要立足于具体问题，加强有效沟通，增进互信互谅，是改善医患关系、实现医患互信的一把钥匙。在建立诚意沟通的基础上，再解剖以药养医、政府投入不足等体制疑难杂症，重建良好医患关系当非奢望。
